西康级王贝得

4185公里的路程，半个世纪的时光，无论是空间与时间哪方面都是那么的遥远，可只要提起“巴蜀”两字，这遥远的感觉一下子就变得十分靠近，这是因为在我一生中所上过的各种等级的所有学校中，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军事院校，至今留下最深刻的、最难以忘怀的学生生活，是1943~1945年以巴蜀学校读初中的那一段。

当时的巴蜀，在重庆是和南开、清华齐名的一所贵族学校，按我的家庭经济情况是根本读不起的，但由于巴蜀学校有这么一条规定，即教职工的子女入学可以免费，而那时在巴蜀当教导主任的孙伯才是我父亲王一夫抗战前在江苏的老朋友，经他的推荐，父亲在巴蜀学校兼教图画课，这样不但为人口多、收入少的我们家增添了一点收入，而我也得以从几百里外的白沙国立学校转到巴蜀，解决了年龄太小，上学离家太远家里不放心的问题。不单是我，还有我下面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先后享受到这项福利，因此巴蜀的这条规定，对我们家孩子的成长关系很大。

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有部分同学迁到西充去上课了。当时没有高中，初中班也不多，初二是云南级和贵州级，初一是四川级和陕西级，后来他们分别合并为云贵级和川陕级，所以只占用诱诲堂最下一层便已够用，楼上借给资源委员会办公。我们初三西康级在河北级毕业后是全校的最高班，教室位于诱诲堂底层走廊的尽头，两面有窗，由于走廊中光线较暗，走完走廊进入教室便觉得特别地明亮。

由于我年龄和个头都较小，被安排在第一排第一座。初来班级的一段时间里，我的思想上对于经济地位悬殊的同学们抱着戒备心理，担心会受到他们的歧视甚至嘲弄。但很快这个武装就解除了，他们对我这个新同学十分热情，态度是真诚、平等、友好的，因此，陌生与拘束的感觉也消失得很快，没有多久，我就喜欢并熟悉这个新的环境了。

我们班里男女同学大约各占一半，女同学的座位在教室靠里面那边，那时封建意识的残余还在青少年头脑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平时男女生之间是不大来往的，如果必须办点什么“公事”或说话间稍不留意往往很容易被一些好事的同学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编出一些新闻来传播，当着很多同学的面起哄，弄得被编造的同学不免尴尬难堪，也不愿从此罢休，找个机会伺机报复，这样你来我往，弄得最后全班同学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安排了“对象”。当然，大家都心中明白，这本是无中生有的事，仅是同学间的一种善意取闹，开开玩笑罢了，因此没有人认真不高兴或记恨在心，包括比较爱面子，很重名誉的女同学在内，只从没有人报告老师和校方很注意地点场合，仅把它局限在没有外人的本班教室内，就可证明，而且具我观察，这里面连点早恋的苗头都没有。全班几十名同学出身、性格、爱好可以说多种多样，智力和才能也差异很大，但是生活在班级这个共同的集体里，彼此相处的关系却是非常融洽。从学习上来说，自然会有上、中、下等级的差别，但成绩好的，并不骄傲自大，成绩差的，也不自卑气馁，互相间不存在嫉妒。从性格气质上来说，有热情、活跃的，他们往往是班里活动的积极分子，爱开玩笑，给同学们起外号，课余时间里为大家制造欢乐气氛；文静的、比较内向的一些同学也不会对别人的善意取闹恼怒，同学间真诚相待，没有隔阂与猜疑，争吵的事件是从不发生的，当然更不会有打架、斗殴之类的事了。要是遇到关系整个班级的荣誉或厉害的事情时，大家又会自觉地、不约而同地为整个班的得失着想，大家都感到如同兄弟姐妹般地生活在一个大家庭，这在我上过的其它学校里，包括解放后的军校里，也是没有的。

师长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同样地深刻难忘。周勖成老校长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在全校是年龄最大的，常年穿着灰色布长袍，戴着眼镜，灰白的头发向后梳，迈的是稳健的八字步，讲话也很慢，但很宏亮，带浓重的苏州口音。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强调遵守纪律和制度，记得每当全校集会散会时，他常说：“一班一班地走”，有的调皮学生就故意一瘸一拐地走路，因为苏州话里的 “班”是和四川话里的“跛”（bai）谐音的。有好几次，当我放学做完教室值日，最后几个离开教学楼时，还看见老校长背着双手在到处巡视，我不禁打心眼里想：“这老校长真把学校看成自己的家一样”。教导主任孙伯才留着平头，皮肤黝黑，同学们偷偷地给他起了个“黑娃”的外号，两眼炯炯有神，有个习惯，常见他把腮帮上的肌肉咬得一鼓一鼓地，他也喜欢穿长袍，由于身材瘦，袍子总觉得宽大，走路时步伐矫健而轻松，常穿布鞋，脚步声很轻。孙主任的江苏口音轻一些，讲话自信有力，永远给人精力充沛的感觉。我对他格外钦佩敬重，不仅由于他是我父辈老友，还因为远在抗战前我在江苏老家读小学时，就在小学的算术课本后面看到孙伯才主编字样，我心目中认为，能够编全国学生用的课本，一定是学问了不起的人，因此在第一次见面前就身怀敬意，如今就在眼前，并且是我们学校的主任，当然更为尊重，但就在我离校后不久，噩耗传来，说他已因肺病不治去世，不仅是巴蜀学校的损失，也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我们的级任老师叫刘之俊，是教我们英文的，平头，戴眼镜，常穿一件黑旧皮夹克，双手喜欢插在夹克口袋里，他是北方人，和气，慈祥，常带笑容，讲话幽默，可是一旦脸上笑容消失，我们便知道情况不妙，全班鸦雀无声。他是足球迷，有机会，讲话中就连系罚12码（点球）作例子，我也是一名足球爱好者，这12码便牢记在心。还有一件令我忘不了的，就是每当他要吐痰时，总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吐在纸中再放回口袋里，从那一后，每当我在寻找吐痰去处的时候，刘老师的这个动作免不了都会再现在我脑中。听有的同学说，他的家庭负担重，生活困难，但从没在我们面前透露过。还有两位老师，他们分别批评和表扬过我。批评我的是史地老师李扬程，戴副深度近视镜，讲话慢条斯理，动作也颇象一名小老太太，他讲的史地课生动有趣，我常听得入神。有一次我放松学习，在历史小考中得70多分，为此，李老师严肃认真地在班上批评我一顿，我没料到这会引起他这么重视和不高兴，深觉自己辜负了老师厚望，感到惭愧内疚，尽管我已及时改正了，在下次考试中成绩恢复到原来水平，但李老师对学生学业的这种关心，却令我永远牢记在心。表扬过我的是教国文的姚维钧女士，她是民建创始人黄炎培先生的夫人，我们也听说黄老先生是社会名人，他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就在学校隔壁，我每天上学都经过他们门口，但对大门里边是干什么的却不甚了解。姚老师也戴眼镜，个子不高，甚胖，嗓门又尖又响，是很厉害的女老师。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题目叫《雾》的得到她的称赞，说是一篇好散文，在全班边读边评价，其实我当时对国文课不太爱好，也不觉得那篇文章好在哪里，但既然老师说好，又在全班宣读，心里自有一番高兴滋味，对我以后的语文学习不能不说起点推动作用。

初中毕业，因为当时还没办高中，便各奔东西，我考入了中大附中。从那以后，绝大部分同学和老师就再没有机会见面，至今已快50年过去了，当时的十多岁少年现在都是60多岁的老人，可是回忆起来，往事却是那么清楚，大部分的同学名字、外号、相貌、声音还都历历在目，他（她）们是那么充满青春活力，活泼有生机。再回顾自己走过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继承父业，当了教师，其原因除了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外，也不能排除我的老师特别是巴蜀的老师们的言行身教起到的潜移默化作用，他们的形象树立我对老师职业的崇敬。如今我退休了，已有两个女儿又当上老师，尽管这行业社会地位低下，收入菲薄，但在精神方面得到了补偿，这是物质享受所不能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