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树     宋 立

今年的7月1日是进入新世纪庆祝建党的第一个节日。人的一生当中，总有几件刻骨铭心、永记不忘，而且一想起来仍然激动万分的事情。在建党纪念日回想自己入党的情景，就是其中的一件。这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入党的引路人。

我的入党引路人是刘家树，我在巴蜀中学念书时的语文老师。

那还是在1946年，我和我最要好的同学傅明道都在巴蜀中学，我们和当时在蒋管区的广大青年学生一样，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由失望发展到憎恶和反抗，自发地参加进步活动。我们和巴蜀的同学一道抵制“反苏大游行”；参加全市学生的“抗暴大游行”；声援各地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我们的这些活动引起身为共产党员的刘家树的注意。

我和刘老师本来不熟识。他是傅明道的级任老师。傅明道经常告诉我这位老师的情况。特别津津乐道的是他在讲课时的旁征博引，鞭辟入里，而且妙趣横生、生动活泼。他在讲解鲁迅、高尔基的作品时，情见乎词，直至慷慨激昂，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那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文学，不时的还写些小文章。傅的介绍引起我的好奇，开始关注这位刘老师了。正好，家树老师代课到我们班讲语文，我有了和傅一样的亲身感受，刘老师的讲解，能使你身临其境地溶入作品中，忘却了时空的间隔。记得他讲一首诗中的“山中野草带花桃，猛抬头秣陵重到、、、、、、”时，我们好像和担着一担带野花的松枝的老人一道，经过这个古战场，看见“残军留废垒，瘦马饿空壕，”想到“这黑灰是誰家炉灶？”完全沉浸在怀古悠思中去了。他经常借古喻今，利用作品中的典故、词语，针砭时弊，揭露和鞭笞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说得同学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同学们积极参加当时进步活动，是和他为代表的老师们的宣传、鼓动分不开的。我还发现树师在讲解和议论时，常常注视着我，眼光中流露出亲切、关怀和期待。他对我的作文，在壁报上的文章，都能找出优缺点。我和树师的来往日益频繁，我对他由尊敬发展到亲切，由佩服转变为倾心，经常在一起交流观点、思想。他知道我看过不少苏联的文学作品，就以这些作品主人翁的理想、追求和献身精神为题，听我的感受；他知道我喜欢鲁迅杂文，但有些看不懂，就一篇篇讲当时发生的事件，在白色恐怖下如何用杂文进行韧性的战斗。他又介绍解放区的作品给我看，还教我唱解放区的歌曲。他常就时局的现状和发展听我的看法，然后指出正确和错误并进行分析归纳，加深理解。是树师，使我在愤怒、郁闷中，学会对问题进行由来和发展的分析；是树师，把我由浮躁、盲动里解脱出来，逐渐知道遇事要冷静思考、筹划对策。

由于我家搬迁，我一度转学到北温泉的勉仁中学。但还是经常到巴蜀来，保持和树师、明道的联系。这时，我知道树师早就从明道处对我做了充分了解，所以对我有所期望。也就是在这时，树师开始把夹钉在“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拿给我阅读，而且要和他谈心得体会。因此，我对他是何许人也，已经心照不宣了。

有一天，在树师的家里，他郑重地拿出一份油印件，深邃、明亮的眼睛望着我：“拿去看看吧。不过，千万小心，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打开一看，惊喜的叫了一声：“挺进报！”我非常兴奋，非常庆幸：显然，他和党的组织有联系！我终于遇见了这样的人！以后我又看到另一份党的地下刊物“反攻”。我有一种预感：还会有重要事情发生。果然，不久明道转达：树师让你回巴蜀。于是我提出入巴蜀的申请。当时艾西由老师是教导主任。我要转入的高一班，已经人满了。但艾老师硬是在最后一排加了一张桌子，把我收下了。

这时，重庆市在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有名的“五•二0”血案后，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游行罢课进行声援。重庆学生在“抗暴联”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会”，此前，我已经是巴蜀中学在“抗暴联”的代表，现在又是巴蜀在这个联合会的代表。我们全力以赴地罢课和游行。根据“联合会”的决定，将在6月2日举行总罢课和全市大游行。国民党反动派于6月1日凌晨进行镇压，抓捕学生和其它人士二百多人。全市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党领导的反美蒋斗争转入地下。为纪念这次运动，党决定建立全市性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在刘家树的领导下，我和傅明道成为“六•一社”在巴蜀的第一批成员。在树师的领导下，我们了解了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全国和重庆市学生运动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我们的任务和开展工作的途径、方法。他还引导我们总结开展活动的经验教训。从此，我们不再凭个人好恶胡闯蛮干，不再浮躁、冲动，而且对今后应该怎么办逐步形成一些想法，开始有步骤地工作了。

1947年秋的一天，傅明道告诉我：刘老师让你晚上去他家。当天晚上树师告诉我：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对此我虽不感到意外，但也禁不住紧握他的双手，激动的热泪盈眶。他说：对你已观察了许久，对你的一贯表现和“六•一社”中的活动很满意；对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也做过了解。我认为你应该加入党，这样，才能提高思想觉悟，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斗争。这是你一生中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而且我们是在白色恐怖下的国民党统治区，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参加了党，就要为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事业贡献一切，直至生命。你要认真、慎重考虑。你不愿参加也可以，相信你会为我保守秘密。我迫不及待地表示：我早有此心，我一定要加入，一定要为党献身。树师却说：不忙，你必须先要了解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员的权利义务。然后你再好生考虑，再做出决定。这天晚上，刘师母在门口守候，树师在拉上窗帘的小屋里，全凭记忆，对我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党章。虽然我一再要求立即入党，但树师坚持让我考虑了三天。三天之后，当我再次提出要求时，树师提出好几个党章中的问题，让我回答。他认为满意，又让我口头正式提出入党申请。他告诉我：有关我的情况早已向上级组织汇报，现在要把你的申请再汇报一次。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如果组织上同意，还要履行入党手续。我如热锅上蚂蚁，心急火燎地等着，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47年11月9日夜，我在树师的小屋里，还是刘师母在屋外放哨，上级组织派来一位监誓人；小桌的桌面上用粉笔画上党徽，入党誓词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我默念一遍，立即擦去党徽，烧掉誓词，接着：介绍人讲话，讲了介绍我的依据和对我的希望。从这时起，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这时开始，我觉得好像成了一个新人：眼光开阔了，看到了许多以前看不到的事物；心理踏实了，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充实，刚毅的感觉；思想明确了，好像漂泊多年的游子找到了归宿；信心增强了，因为有了坚如磐石的组织，获得了攻无不克的力量。也从这时开始，我是这个组织的一员了，我属于她，要为她献出自己的一切。不久，按照同样的内容和程序，我参加了傅明道的入党仪式。这样，于1947年底在反动派白色恐怖下的重庆市巴蜀中学，建立了以刘家树为书记的党支部。

党支部的建立，巴蜀中学的进步学生运动揭开了新的一页。刘老师告诉我们：支部的当前任务是在全国革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通过各种活动，揭露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在进步同学中发展党员和“六•一社”员。他帮助我们研究开展活动的形式，特别是如何利用合法的方式，揭露、鞭笞反动统治，宣传党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主张。因此，我们参加合唱团、剧团，努力成为其中的骨干；我们带头创办壁报社，读书会，研讨会。我们利用演讲比赛、辩论会、文艺晚会等各种形式，进行揭露和宣传。这些活动得到艾西由、冯荣宗、黄清华等老师或明或暗的支持，全校同学也出于正义感积极参与和各自开展同一目标的活动。课外活动蓬勃发展，进步同学的力量日益壮大。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团结同学，在和同学的接触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立场，掌握了他们在斗争中的表现。树师指导我们对每个人进行尽可能详细地考察，一再强调要重在表现。在此基础上，先吸收王庆恩，李钊，龙治芳入党。以后发展了张志勋、张鸿勋、沈补愚、罗信群、吴嘉媞等同学入社。这时，刘老师的工作重点是对我们党员并通过我们党员对社员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党的纪律和群众路线的教育。当时，党员间都是单线联系，这些教育都是由介绍人熟记刘老师的讲解，再分头逐个进行的。通过以后的实践和严峻考验，我深深体会到：这些教育是我们依靠群众，打击的人，保存自己，壮大力量的法宝，我们终生受用的财富。

正当党在巴蜀中学的活动蓬勃发展时，1948年4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树师突然找到我，说党内出了叛徒，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要做好应变准备。一、两天以后，他告诉我，情况严重，组织决定要他转移。根据分析，叛徒对我的情况不了解，让我坚守岗位，接任支部书记，等候上级来人联系。让我牢记联系的接头暗语，特别强调我们在应变时期要做的工作：由主动进攻和发展组织转向隐蔽斗争和保存力量；对党员、社员进行气节教育，严守党的秘密，要有被捕受刑的思想准备；让我们每人细心准备一份“口供”，要背得滚瓜烂熟，不要出现破绽。他还设想被捕，严刑拷打后人的心理变化，事先做好思想教育，发扬共产党人维护真理、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他镇静自若、有条不紊、详详细细地交待的清清楚楚。当我都掌握了时，他紧握我的手，微笑着说：“保重。我相信我们会相逢在红旗下！”

家树老师离开了学校。党和社的工作由活跃发展一下子转入应变的险恶时期，而且中断了与上级的联系。按照树师的指示，我们一项一项的落实。由于树师设想周到详尽，措施稳妥具体，党员，社员知道情况后，情绪稳定，坚守岗位，细心准备，誓死完成自己的使命。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卫戌司令部的“长官”朱绍良，“市长”杨森等叫嚣“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已经扫荡无遗”，反动派的报纸每天刊登“破获共党地下组织”的消息，捕人的警车日夜鸣叫着。党员、社员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斗志昂扬，主动请战，愿在残酷斗争中经受考验。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的工作稳扎稳打，实行隐蔽和合法斗争相结合，在保存原有力量的同时，还有所壮大。四个月后，当上级党和我们接上关系时，在原有5名党员外，已有5、6个社员了。是树师的领导，是他呕心沥血的思虑谋划，为党、社组织的发展，保存和不断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重庆解放后，我没有见到树师。直到1985年，当我阔别重庆近40年再来时，才打听到他的消息。知道他解放后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以后发现他订阅胡风主编的刊物，和他们有文字往来，被内定为有胡风分子嫌疑、不能重用的人。几经周折，最后分配到一所学校工作。但注明“不得担任一把手。”尽管如此，他坦然对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地工作。好不容易，我和他见面了。当我为他遭遇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时，他动情地说：“那么多的先烈为了党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幸存者能为实现他们的理想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是幸福。”那时，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他的朋友、学生有事找到他，他东奔西走，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帮忙。仍然那么热情奔放，足智多谋，竭尽全力，助人为乐。

1987年，他带着没有充分施展的才华和抱负，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树师离开我们好多年了。我和经他引导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受过他教导过的学生，不会忘记他。他的品德、他的胆识、他的风范，不仅使我们敬佩，更是永远激励、催促我们前进的方向。

欣逢建党八十周年，作为共产党员，我无比光荣，无比自豪。而这一切，源于我的入党引路人，介绍人，我的恩师——刘家树

        （作者是我校高一班校友，也是我校的六个地下党员之一。离休前是吉林省科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