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恩

1947年夏我在巴蜀中学初中毕业，秋季考入21兵工厂宁和中学，当时该校没有党的地下组织。十一月由刘家树同志介绍在巴蜀中学加入六一社。第一次活动是成立巴蜀中学六一社小组，有宋立、傅明道与我共三人，选宋立同志为组长。1948年2月由刘家树同志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刘家树同志单线联系。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受到破坏，刘家树同志调离重庆。由李钊同志到宁和中学通知我：刘家树同志已离开巴蜀，以后不能到巴蜀去，以后由宋立同志与我联系。不久宋立同志告诉我：现在党内出了叛徒情况紧急，他也要离开市区，要我利用学习成绩较好的有利条件，注意隐蔽自己，原来熟悉的同志都不能接触，等待组织来找。如发现有被捕的同志，甩掉尾巴后才能去戴廷智家联系研究对策，无特殊情况不能去。以后未发生什么情况，一直未去。我1948年秋考入中央工校专科部机械科。对外说：“我因兄弟姐妹较多，考入中工有公费，可减少家庭经济困难。”

当时由于重庆地下党受到破坏，沙磁区地下党组织也受到影响，校园比较沉静。我在专科部机械科一年级甲班上学，这个班是整个年级入学成绩较好的一个班，我为了立住脚以很大精力学好功课。当时学校较大的社团有两个：一个是协进读书会，在校内公认为比较进步的。一个是星光读书会，成员中有三青团员与复员的青年军成员，我接触时是有所戒心的。

1948年十月我接到宋立同志来信，约我在胜利纪功碑（现解放碑）附近心心咖啡店见面。我按约到心心咖啡店买了一杯咖啡，等了半个多钟头，不见宋立到来。当时穷学生在这个场合出现是不合适的，停留过久有被盯梢的危险。为谨慎起见，我买了一张国泰电影院的票看电影，放映中间利用上厕所机会回了家。

我与党组织未取得联系前，1948年下半年未发展组织。游静裕同志是协进读书会的会员。他原来比我高一班，1948年因病休学，复学后与我一班。经进步同学周大明介绍我们相识。我与协进读书会取得直接联系。

1949年一月接到宋立同志来信，约定在南岸海棠溪汽车站见面，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根据组织决定，在中工发展新青社，首先发展了游静裕同志入社，以后利用协进读书会团结进步同学，发展新青社社员。社员间按地下斗争需要采取单线联系方式。

1949年初物价飞涨，教职员工工资低微，生活艰难，全国各大城市大中学校教师罢教，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提高教师待遇。重庆中工教授首先宣布集体罢教，中工学生发起“尊师运动”，募捐支援教师。很快在全市掀起了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群众运动。为了加强领导，宋立同志经常听取我与游静裕同志的汇报，传达党组织的指示，研究运动情况。我们一般在青年会、茶馆或其它约定地点见面。组织新青社社员和积极分子投入运动，发展新青社的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

——王庆恩校友离休前在航天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