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昭

一、1948年初夏的地下党巴蜀支部关系转到特支

1948年4月底的一天下午，刘家树同志约我去学校大门外坎上一个小茶馆喝茶，刚坐下不久，我堂兄王觉急匆匆地走进茶馆找我们，一改常态的用十分细微的声音告诉我们，党内出了大事，市委书记刘国定（人称刘矮子）被捕不久即叛变，他出卖了党的各级组织及他所知道的同志；特务按名单搜铺，他还带着特务到可能有熟人活动的地方抓人，不少同志被捕，形势十分险恶。上级有关领导同志决定要把这一情况迅速传达给有关同志要紧急应变，要撤离到安全地方和住处。在这非常时刻，我们三人之间党员身份才挑明了。虽然是兄弟、老朋友，但我们之间没有横的联系，最不愿听的恶性事件使我们十分震动。过一会，家树同志随即谈到领导他的李太儒（李楚康，城中心区委负责人）在约定的时间未到，是否也出事了？（后得知李也被捕但未立即叛变，一段时间后出卖了同志），我则表示要立即找到领导我的赵隆侃同志汇报。商量的结果，我们认为：必须离开巴蜀中学转到安全的地点去。刘家树同志一家因有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第二天动身离开。为避免引起注意，我应等他们离开后隔一天走较好，但晚上不应住校。王觉同志刚因准备去上海找党的上级汇报重庆情况，两、三天后即匆匆走了。我同刘家树夫妇分手时并未约定碰面的地点和时间。彼此之间应保持去向不明为好，如有重大信息通知对方，可通过巴蜀中学的陈文理相约。陈是我表兄，我们政治上无联系，对我们是友好的。5月初，隆侃同志为一时找不到暫住的地方而着急，我提出到江北区刘家台后面山上的刘安富家暂住。刘安富也是堂兄王觉的同学，我曾随王觉去他家住过，该处是一家已停产的织染布厂，地方偏僻又清静，估计白色恐怖不会波及刘安富。当我们到刘家时，意外地碰见了刘家树一家人，也在此避难。虽然才分手几天，突然相见又彼此平安，大家都很高兴。在那短暂相处的几天里，家树同志得知我所在的城市中心南岸学运特支因处理及时未遭特务破坏，组织完整保存下来，特支又决定不跑不散，要坚持斗争，并千方百计寻找党的上级领导的情况后，提出了把巴蜀中学地下党支部及领导的“六一社”组织转特支领导。家树同志因考虑到自己已暴露，又有刚出生的婴儿，一家人要转移的去处离重庆太远，不便领导巴蜀支部，隆侃同志慎重考虑后同意特支代管巴蜀支部，本来组织关系的转移，一般应由上级决定，因情况特殊先接后等上级决定。至于联系人我因刚离开不变出面，就要派另外同志去接头。通知巴蜀党员傅明道同志离开学校去杭州暫避则由我去办的。家树同志由于应变及时，处理得当，保护了组织，保存了骨干力量，努力团结教育同学，在解放前的学生运动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刘家树同志因积劳成疾，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了，他原名刘之俊，是王觉的同学和好朋友，他们的交往，我常追随左右，他们追求理想的交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华民族所受耻辱的议论，对国难当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评论、、、、、、，这些都影响教育着我，他们真挚的友情，坦诚相见，相互帮助的友谊也感染着我。家树同志读书时，不仅是打排球的好手，也是吹口琴的能手，还经常活跃在话剧舞台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我正是在一群向他那样的老大哥的影响熏陶下形成的人生观、世界观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深深感谢和怀念他们。

二、抢救同志

宋立同志离开了巴蜀党支部后，就由特支直接领导安排他的工作。在特支同志处在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刻，宋立同志和他一家给予了最大的最有力的帮助和支持。

1948年8月，叛徒张德明（冉益智，地下市委分管学运的负责人）的自首书刊登在重庆几家大报上，公开出卖我们特支和书记赵隆侃同志，同时还出卖了沙坪坝、北碚学运特支书记。隆侃同志不能在市区住下去，经宋立同志安排暫住唐家沱他家。隆侃同志的谈吐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宋老伯（宋立的父亲）的好感成了忘年交。后因宋家住处被市政府收回而迁城区，隆侃同志不能再住宋家。经友人介绍，隆侃、张亚滨同志和我去江北县龙兴场一姓杨的同志家借住。没住多久被同院住的一伪县参议员密报，10月初，隆侃同志和我（亚滨同志去城区未回）以共党嫌疑犯为名被龙兴场警察逮捕。在狱中特别是在押送途中隆侃同志以他的智慧、机智沉着指挥我，共同做好押送我们去江北大竹林伪县政府两个警察的工作，一个叫吴大明的年轻警察（16岁）因受育才学生冯鸣甲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经隆侃同志的说服教育，决心救我们，投身革命。通过他又做另一警察李元牧的工作，同意放我们走，李考虑放走人会被判坐牢，家中生活无着，出狱后被开除，生活也困难，希望我们拿出一笔钱安家，我们讲好折合黄金二两的价钱给他。押送我们的还有一个是警长，吴、李介绍警长情况复杂，不能做他的工作。由于他们的掩护，我们到重庆后得到较自由的活动去找特支的同志。幸运的是我找到张遐君同志，他原定第二天撤离工作岗位，我们约定会面的地点，需要他们筹借一大笔钱就能救我们脱险。第二天早晨，我们四人一走出吃早点的小店，迎面就见公路对面特支副书记向洛新同志，这时我悬起的心才落下去了。向洛新尾随我们到小什字大同茶社，观察一段时间见隆侃同志招呼就走过来问明了情况，积极筹钱去了。他动员了特支的李诗强、李诗秾等同志找钱，但时逢“比期”，身为银行小职员的他们，在一、二小时内要筹借到二两金价的款子也无能为力。时间变成两个人的生命及特支其它同志的安危，后由张亚滨同志出面找宋立求援。宋立出面向宋老伯，宋伯母告急，但无这么多现款，宋伯母立即把她的首饰，并脱下金膀圈典当才凑足全款。一手交钱一边放人，隆侃同志和我，吴大明被宋立一家和特支的同志把我们抢救出来了，我们常说：宋立一家救两命，胜造两个七级浮屠。不只我们两人，而且还保护我们特支更多同志的安全。接下来的问题是吴大明同志的安排问题，我们不少同志是流浪汉，是被搜捕的逃犯，有家不能归，居无定所，还要坚持工作。安排吴去较稳妥安全之处，是十分紧急的任务了。我们对私立大专院校较了解，吴大明去这些地方较稳妥。但吴学历不高，乡土气息过重，与城市公子哥儿一比就显得突出，需要一个保镖，这一任务就落在宋立肩上，宋只得放弃较有名气的大学不读，而去“陪太子攻书”了。我们设法把他们两个安排到南岸玄坛庙附近开办的私立建华学院读书。入学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宋立同志的掩护，搪塞了三青团分子的注意、盘问，也对付了别有用心的学生的打探，倒也平安无大事。临近放学前，在约定的时间我去看望他们时，出现一个紧急情况，吴大明碰见一个龙兴场的熟人，因学院有一条石板大路，是从陆路去龙兴场的必经之路，熟人告知，警察已把吴大明的父亲及李元牧关押起来，还在四处捉拿我们。此一情况说明该处不能久留，宋、吴必须立即转移。宋立同志的掩护任务胜利完成，安排去较远的农村学校呆了一段时间，解放后才见面又送他们一家人“打回”东北老家去了。

（作者于1948年在巴蜀中学任教历史课。离休前是重庆市广电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