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60级5班张明明

1949年12月父亲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解放重庆，接管城市，1950年9月被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命为 “中国油脂公司西南区公司副经理”，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繁忙的工作。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探望了她分别了十多年的父母后，于1950年4月由湖北省武汉市来到重庆，同年7月，母亲被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任命为“中国器材公司西南区公司人事室人事课长”，迅速投入到建设新重庆的工作中。

为了解决干部子弟无人看管、无人照顾衣食住行和学习的困难，西南大区在原巴蜀小学设立了集中班，无论年龄大小、学历长短都编在一起上课、吃住。

1951年3月，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你们有人管了，上级决定你可以去巴蜀小学住读” 。于是我由临江门西来寺小学转到巴蜀小学，上二年级。

因刚解放不久，学校也是临时受命，没有准备，我们被安置在一间教室里睡地铺。我和同学大玲，小玲两姐妹住在一起。很难见到父母。

一天午睡时间，大玲和小玲的妈妈来看望她们，我们也跟着高兴。他们悄悄地说话，怕影响到别的同学午休。大玲妈妈将带来的少量饼干分给我一块，我把它握在手中，久久地不舍得吃，我们分享着大玲妈妈的爱。

住在地上，我被虫子咬了，耳朵后起泡，流黄水，流到那里就烂到那里。后来老师讲：可能是蜘蛛爬了。用紫药水擦了，数日后渐渐地好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安排到一个大寝室，可以住几十个女生，有上下铺的大床。寝室两边的墙有大块的玻璃，明亮洁净。比我们小的女生被安排在另一间屋内。我的妹妹刚满六岁就上学了，他住在另一间寝室里。

管理生活的老师姓彭，二十岁上下，圆圆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晚上同学都睡觉了，彭老师坐在桌子旁，不时地起来查看同学的睡眠状态。有时有同学感冒发烧，有拉肚子的，有的晚上会流尿，要老师喊。

 有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起来解小便，回到床前一看，床上睡着一个人，我怕自己找错了床，看了几次，确定是我的床被别的同学占了。我试着叫醒那个同学，请她回到自己的床上。她不听，她坚持说，睡的是自己的床。没办法，我只好找彭老师，彭老师一边说服那个同学，一边牵着那个同学，将她送回自己的寝室。

一天晚上，半夜雷鸣闪电，寝室两边的玻璃亮惶惶地透着闪电。突然，临床上铺的女生“啊——”的一声，从床上摔了下来，重重地掉在地上。

顿时，室内有叫声、哭声响起，几十个孩子惊醒了。彭老师连忙安慰同学，重点看那个摔下床的同学有没有受伤。

 从那时起，我一遇到打雷闪电，便会害怕。幸好有老师夜夜陪伴着我们，像妈妈一样细心地照顾我们。我那时还不满十岁。只要看见彭老师的身影，就像看到妈妈一样能安心地去睡觉。

 有一天，中午午休结束，起床铃响了，我正忙着去上课，低年级的管生活的老师，叫我赶快去另一间宿舍去哄一下我的妹妹。妹妹刚刚六岁，才上学，中午没睡醒，老师叫她起床去上课，她哭闹不止。老师没办法，才想到找我。一个老师要管理几十个小学生，太难了。60多年过去了，彭老师和那些日夜守护着我们的老师，生活得好吗？学生没有忘记您。

1951年，实行的是供给制。就是只发给工作人员和家属必须的伙食费，牙膏、牙刷和一年两季各一套衣服所必须的费用。在学校里，我和妹妹属于半供给，就是学校只发给本子和笔。伙食费每人每月人民币七元整由父母缴给学校。可能是因为父母在重庆工作及职务等原因。

那些因父母在全国各地参加解放战争及接管城市工作，无法照顾子女的，上级只有将伙食费定期拨给学校，冬夏两季的衣服拜托学校统一定做，以解决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难。这些最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最低的物质待遇，确被有些人误读成了干部搞特殊。试想共产党不给自己的干部解决这个困难，难道让他们背着孩子去冲锋陷阵？

干部子弟集中班只是个临时的、短暂的、过渡性的事物，有什么可指责？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承欢膝下，哪一个孩子不知道睡在父母怀里比睡在地上温暖？新中国、新重庆的建设也有着这些干部及其后代的付出和牺牲。

集中班即将结束，老师征求我的意见：你是跳一班读三年级下期，还是再读二年级？我感到可以跟得上，于是决定上三年级下期。这里没有父母可以依靠当参谋。凡事都要自己面对。

小学三年级起记忆比较深刻了。我们班上绝大多数同学是学校附近的居民子弟，像我们这种由集中班分来的插班生不多。

回想起小学的生活是愉快的。没有敌人的飞机大炮狂轰乱炸，没有敌人的围追堵截。每日有三餐，不饥不饿。虽然，难得见到父母，但有老师的照顾和关爱，有小朋友一起玩，有老师教给我们知识。新中国的儿童是多么快乐和幸福。

三年级有习字课，用毛笔写大字、写小字。除了语文、算数、音乐、图画还有体育和劳作。

我很喜欢图画课，教图画课的王老师刚从学校毕业，有一头乌黑的头发，梳着一对大辫子，她只有十八岁，像姐姐一样。

同时，她还担任校少年先锋队的大队辅导员。她辅导学生演话剧，她在南温泉教我们游泳。我一直珍藏着她教我们班同学游泳的照片。

她教我们画小孩的脸、眼睛、鼻子在面部的位置、比例等，这部分作业我得了五级记分中的5分。（五级记分是学习苏联记分制度，3分等于百分制的60分，4分等于80分，5分等于100分。）

我们还学画图案，我把花涂成粉红色，底板涂成黑色。这幅画参加了作业展览。有参观的老师讲：我还以为这是一块花布呢。

作文课第一节课是打草稿，第二节课是将作文抄正。我缺乏想象，也没有什么形容词可用。对写好作文没有自信心。 学校在以后的作文课中，安排了一次口头作文。目的是锻炼学生组织思维和表达能力。给每个同学15分钟讲述时间。提前一周告诉学生准备。作文的题目：“我的理想” 。

我从父亲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讲火星的小册子，认真阅读后，在头脑里打腹稿。作文的大意：火星有许多地方与地球相似，如温度、湿度、一天长短等等，以此论证火星上可能有生命存在。

这次口头作文“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天文学家”，我得到了5分的成绩。现在看来教学的目的达到了。给了学生无限想象的空间和充分思考的时间，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找资料、积极思考、反复修改腹稿，不断地反复地叙述。总之，这种练习是深刻的。以至于影响到以后，每次想说话之前，多数时间都会在头脑里先打腹稿，冲口而出的时间减少了。

老师没有公开搞过排名次，也不提倡排名次。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在班上的名次，只知道自己努力了，成绩属中上等。

学校宣扬苏联一个教育学家的思想：‘只有无能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没有名次的压力比较好。‘鳝鱼和泥鳅不是一样长’。每个学生出生时都有着许多差别。诸如：父母的体质、生存的环境、经济状况、母亲孕育时食物补充、心情、休息等等。新生儿出生后有无母乳喂养、母乳的质量、多少等、疾病的防控，以及学龄前管护，都是千差万别，父母想抹掉这个差别是不现实的。

“人人平等”是一个想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一种努力的方向，一种好的愿望。

平等是相对的，不平等是绝对的。

家长希望他们的孩子在一个起跑线上，甚至还未起跑，要求小孩不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国际惯例，也没有一种比赛是在没有开始，就能分出胜负的。

比赛的发号枪未响，运动员都在一条直线上，没有起跑，怎么可以分出胜负呢？

不知是什么“专家” 造出“不要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等理论，迷惑了很多家长，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补课”、“补习班”的存在找到理由，拔苗助长，痛赚家长的血汗钱，残害儿童的身心健康。这等罪魁当口诛笔伐。

既然起跑线上不能分胜负，家长和要赚钱人就把目光转向起跑前，拼命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剥夺了小孩的童年。种地要“因地制宜”，教育要“因材施教”。

我庆幸自己的童年是在正确的教育路线指导下渡过的。我们完成了各项学业，学习到了音体美、语数化各种基础知识，学习到了“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起码的道德规范。

当时，学习模式主要参照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511》学习安排，即五天上课，一天劳动，一天休息。这个制度从新中国建立起，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制度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小学三年级已有劳动课。一次安排锄地，我在前面挖，后面两个男生离我有五、六米远，也在挖地。猛的一下，一个东西打到我，吓了一跳，我定神一看是一只死蛤蟆，当时不知哪来的勇气，拾起蛤蟆扔向那两个男生，把他们吓了一跳。当时，挖地的活路对小学三年级的城市学生是重了一点。但我们还是从中知道了如何挖地、如何下种、如何种菜。比起现在一些大学、中学生分不清麦苗和蒜苗，还应是一点进步。

劳作课内容丰富，做口罩、竹蜻蜓、航空模型、孔明灯、绣手巾和做书签等。

做口罩时，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将自己喜欢的样式从布壳子上剪下来，形成蚌壳状，用自己喜欢的布贴好，再用针将口罩边沿缝好，根据需要在口罩上打上八个或十个如穿鞋带的那种金属圆扣，做出气用。口罩两边安上松紧带，好戴在耳朵上。真的需要用时，打开口罩将干净纱布或手巾放在里面即可使用，用完后，可将内中纱布取出洗净，十分方便。同学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各显神通，全班同学把一个普通口罩做出彩来。

老师教做手帕，每个同学都去买了一块细纱白布，买一个竹花绷子，先将白布四周的纱用针挑断三或四根，抽出断沙形成花边，再选好花样用复写纸印在布上，用绷子绷紧，就可以绣花了。

我们的班长姓秦，高高的个子，做事、说话都橡个女孩子，他绣的花真好看。我们很崇拜他，也很羡慕他。总之，做劳作的过程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我们享受着劳动的全过程。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对比同学的作品，找出自己的缺点和改进的方向。同学们愉快地享受着学习、实作的全过程。

同学们不需要向老师额外交一分钱。这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劳动技能。

我们在灯芯纸上画各种图案，做成书签送给图书馆，让每一本书都有一个书签。

每当遇到自习课，老师让我们从图书馆搬来两抽屉娃娃书（连环画），内容有童话故事，有描写英雄模范人物的，有揭露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奸、淫、烧、杀的滔天罪行的，有描写新旧社会两重天。我很喜欢看《三毛流浪记》、《垃圾千金》、《半夜鸡叫》、《大闹天宫》、《小二黑结婚》等小人书。

在小学不能忘记的还有校医何医生，全校师生的健康都要靠他日夜看护。

一次游泳后，我的耳朵里进了水，肿了，痛得难受。是何医生为我治疗的。一个同学背上长满了包，何医生用针把包挑开，结果包里有虫，还会动。总之，何医生是一个内外儿科、眼耳鼻咽各科都要能干，还要24小时不离岗。他们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奉献着一生。

还有关主任，一个南下老干部，四十岁左右，梳着一个发结在脑后，穿着一件褪色的灰布制服，精神利索。每周周会她都要给全校师生讲话，鼓劲，也要批评存在的缺点。还有那些默默无闻地为我们的成长，辛苦服务的教职工。

当时，据说罗马利亚国的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在下午就要参加木工的学习。看来，将劳动融入学习，学习与劳动相结合，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关注。